上海高院民一庭民事法律适用问答(2004年)

王希胜律师

上海上海高院民一庭民事法律适用问答[转帖]

　　婚姻家庭案件一向是上海法院系统审理的重点类型，上海高院针对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先后出台过若干意见，在此，我们挑选出2004年《上海高院民一庭民事法律适用问答》中与婚姻案件审判有关的问答，并注有解析。
　　一、 民事诉讼程序方面。
　　1、 对于有未了解民事诉讼的企业法人，人民法院是否可以限制其法定代表人出境？
　　答：根据我国出入境管理法法规的规定，当事人有未了解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出境管理部门，限制其出境。企业法人虽然不存在出境问题，但由于涉及企业法人的许多诉讼事项需要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作出决定，因此，如果特定案件的审理确实有限制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出境必要的，也可以限制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出境。
　　解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印发的《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１９８７〕公发１６号的规定，有未了结民事案件（包括经济纠纷案件）的，由人民法院决定限制出境并执行，同时通报公安机关。因此，人民法院有权对婚姻家庭案件中，有未了解的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进行限制出境。实践中，限制出境的主体，往往是有财产给付尚未履行的情况。
　　2、夫妻双方离婚后，未办理复婚手续，又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现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法院是按事实婚姻处理，还是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答：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解释（一）》第5条之规定，应以行为发生的时间加以区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前，夫妻双方离婚后，未办理复婚登记手续，又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按事实婚姻处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后，夫妻双方离婚后，未办理复婚登记手续，又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按解除同居关系对待。
　　解析：根据该条款，是否形成婚姻关系主要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时间。以1994年2月1日为准。
　　3、对于中国公民加入外国国籍并取了外国姓名，后又在我国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应如何表述其姓名？
　　答：我们认为，为了便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同时也有利于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执行，对于有中文姓名但定居境外的当事人，无论其是否有中国国籍，均可以先写明其中文姓名，然后以括号注明的方式按其所惯常使用的文字，写明其在外国使用的姓名。
　　对于无中文姓名的外籍当事人，如果在诉讼中曾以该当事人的中文音译姓名作为其姓名，或以其他方式确定过中文姓名的，比照前述办法处理。
　　另外，对于外国国籍当事人的住址等问题的表述，如有必要，也可参照前述办法处理。
　　解析：随着涉外案件的增多，外籍人士在判决书中如何表述也应当予以规范，中国法院的判决书不可能以英文为主文，只能写中文。应注意的是，在实践中要特别注意外籍人士名字的拼写是否错误。
　　4、当事人起诉要求离婚，经审理查明该婚姻实际上属于无效婚姻的，法院能否主动宣告该婚姻无效？在宣告婚姻无效时，法院对财产、子女抚养等问题也一并作出判决的，如何在判决书中表述？
　　答：当事人的起诉的请求虽然是离婚，但法院查明的事实是该婚姻应为无效婚姻的，法院应宣告该婚姻无效，并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一并作出处理。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仅制作一份判决书，写明该判决中宣告婚姻无效部分不得上诉，其余部分可以上诉。
　　解析：法院若查明婚姻关系无效，可以直接作出宣告无效判决，当事人不能对该部分上诉，只能对其它财产分割、子女抚养部分上诉。
　　5、在追加抚育费、变更抚养关系案件中，一方主张行使探望权的，可否作为反诉一并处理？
　　答：我们认为，构成反诉的条件是反诉与本诉的诉讼标的或者诉讼理由相互有牵连，并且能相互吞并或抵消。而追加抚育费、变更抚养关系与行使探望权之间不存在吞并、抵消关系，二者的基础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也不同，所以不能作为反诉一并处理。但考虑到两个案件都是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而产生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处理。
　　解析：一方追加抚育费或变更抚养关系，另一方主张行使探视权，可以一并处理。但是，若不符合管辖的规定，则不应合并处理。
　　6、按规定被判决不准离婚（或申请撤诉、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那么被判决不准离婚后当事人未上诉人案件，该“六个月”的起算日期应为判决宣告日还是判决生效日？如起诉时尚不满六个月，但移送给承办人时或者移送后不久即满六个月的，是否继续审理、又如何计算审限？
　　答：我们认为，“六个月”的起算日期应当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算，因为在相应的判决、裁定没有生效之前，所谓的“判决离婚、申请撤诉、调解和好”的事实尚处于不确定之中，不能以这种不确定的事实作为计算“六个月”时段的起点。
　　对于起诉时尚不满六个月而立案时没有注意到，移送时或移送后不久即满六个月的情况，我们认为，从严格执法的角度考虑，以裁定驳回起诉为宜。
　　解析：即第二次起诉离婚的时间必须在第一次判决结束且判决生效的六个月后再次起诉。
　　7、在二手房交易中，当事人约定卖方迁出户口，并由买方迁入户口，但卖方嗣后拒不迁出户口，买方起诉要求迁出户口的，是否要吧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答：我们认为，对二手房买卖纠纷，如果当事人以卖方违约为由，要求卖方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买方要求卖方实际履行约定，将户口迁出并将自己户口迁入的，法院可以告知该当事人，违约损害赔偿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但户口迁移问题属于行政管理问题，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法院也无权作出此类民事判决，故该请求判决继续履行的主张属于依照法律规定法律不能强制当事人继续履行的事项。当事人坚持迁移户口的主张的，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解析：房产内户口迁移问题，不属人民法院管辖。在离婚案件中，法院处理此类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如何确保对方户口迁出，是律师应注意的工作内容。
　　二、 财产分割方面。
　　1、夫妻在婚前或婚后所签订的一方应当对另一方忠实、不得有婚外情，如有违返，违反的一方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的约定，是否具有可诉性，法院应否支持当事人的诉请？
　　答：《婚姻法》第4条规定的忠实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是法律义务，夫妻一方以此道德义务作为对价与另一方进行交换而订立的协议，不能理解为确定具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所以，经高院审委会讨论，已明确：
　　（1） 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一）》的规定，对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4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2）对夫妻双方签有忠诚协议，现一方仅以对方违反忠实协议为由，起诉要求对方履行协议或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3）除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情形外，夫妻一方在离婚案件中以对方违反忠诚协议或违背忠实义务为由，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或损害赔偿的，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对此诉请不予处理。
　　（4）之前已审结并发生法律效力的相关案件不再调整。
　　解析：对于忠诚协议，目前法学理论界有二种观念：
　　第一种，此协议不应受法律保护，理由如下：
　　第一、此类约定的履行与制裁，是亲情的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法院并不适于处理此类复杂而敏感的亲情问题。所以，无论是从协议的目的还是内容来看，双方都无建立法律关系的意图，这是一个默示“排除法院管辖”的协议，所以不受法院强制力保护。
　　第二、《婚姻法》第四条规定的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的义务，只是一个宣言，一种法律价值取向，结合最高院关于《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法律没有把夫妻双方相互忠实规定为一项义务。因为有配偶者与他人通奸或者发生“婚外情”仅仅是道德问题，法律虽不鼓励，但也不应加以限制，当事人也不可以通过契约加以限制。理由是，涉及到人身自由的权利，不能通过合同契约加以限制，即使是违反道德的行为也不应例外。
　　第三、侵权损害不能通过合同契约预定。理由是在侵权法中实行的是填补损害的赔偿原则，如果允许当事人对此侵权损害事先约定，就违反了填补损害的原则，也会造成有钱人任意侵犯他人权利的恶果。
　　第四、个人隐私权、人格权应高于“忠诚原则”。如果法院赋予“忠诚协议”以法律效力，则为了确定一方当事人有“违约行为”，一方当事人或人民法院就有举证证明和查证的义务。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使婚姻另一方甚至是无辜第三者的隐私暴露于公众之下。
　　第五、赋予“忠诚协议”以法律效力的另一个后果是鼓励婚姻当事人在结婚前都缔结这样一个协议，以“拴住”对方，这样势必会增加婚姻的成本，另一方面也会使建立在纯洁的爱情和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关系变质，婚姻不免变成类似商人买卖的讨价还价。
　　第二种观点认为，此协议应受法律保护，理由如下：
　　第一、婚姻法允许夫妻双方可以自己约定财产的处理方式，拥有对财产的处理权。同时，新婚姻法也规定，如果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非法同居等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此外，夫妻相互保持忠诚是婚姻关系最本质的要求，婚姻关系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违约赔偿的“忠诚协议”，实际上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所以应该而且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
　　第二、只要“婚姻协议”在制订时，婚姻双方自愿约定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约定的赔偿数额有可行性。同时，双方在协议中体现的是各自的真实意愿，并且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签约，法律就应该认可它，法官就应该采信它。
　　根据2004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以上意见可以看出，目前法院对于忠诚协议采取的是一种不予支持的态度，这与2002年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的观点是相悖的。但是，司法实践中，有些争议的处理往往是不能在法律条文上找到具体处理和裁判方式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或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解答。虽然上海市高院的解答与曾经辖区的判例处理不同，但可能考虑的角度、高度不同，对于高级别法院的指导意见，低级别法院的态度可能很难逾越。
　　综上所述，夫妻忠诚协议是否有效、是否能在产生争议后得到法院的支持是值得商榷的。当然，如果在上海，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在其它地区，则还需要收集相关判例予以甄别。
　　2、按1994年上海市政府《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94方案）购买的公有住房，购房时的未成年同住人，可否确认为售后房的产权共有人？
　　答：在1994年上海市政府《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暂行规定》及以后的有关出售规定中都明确，购买公有住房的对象是获得者得新分配住房的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职工和在住所地具有常住户口的公有住房承租人或年满十八岁的同住成年人，未成年人的同住人不是国家这种优惠政策的当然享受者，不被赋予购房资格，当然也就不能确权为售后公房的产权人。其次，我们认为94方案这一规定也是合理的，因为让公有住房的承租人（包括同住人）以优惠价格购买公有住房，使之成为产权房，成为权利人的一项远远大于买价的私有财产，是基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所执行的高积累、低消费政策，即工资中不包括住房消费，而是以国家福利的形式将住房无偿分配给职工使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公有住房出售，是将工资中不曾包含的住房消费返还给职工，作为未成年的同住人，虽然其在公有住房中有居住使用的权利，但是，这种居住使用权是基于多种原因造成的，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中，包括为其提供可供政党生活的居住生活空间等。未成年人对父母承租的住房有居住使用权利，正是基于父母的义务，而不是基于其对公有住房的权利，其对公有住房这一财富取得并未付出劳动，所以不能成为当然的权利人。
　　解析：按94分法购买公房产权后，产权证往往不是记载的所有产权人。这一条高院解答，主要是确认，未成年人虽然户口在房内，但产权售后却不享有产权的份额。这样的争议，在实际中是常常遇到的。
　　3、按94方案购买公有住房、具备了可以主张产权共有条件的人，生前未曾有主张权利的，其继承人能否主张继承共有份额中其应得的份额？
　　答：对此问题，审判实践中一直有二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具备可以主张产权共有条件的，对售后公房产权的共有属当然共有，即无论其生前是否主张权利，都是系争房屋的共有人，死后其应得份额应由其继承人享有。另一方观点认为，具备可以主张产权共有条件的人，要求确认售后公房产权共有，应以提出主张并经确认为认定依据，生前未主张的，应推定对房屋产权归属在登记人名下并无异议，因此继承人不能再主张权利。我们原则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是，不动产的取得和转移都要进行登记，所以产权登记是证明权利的有效凭证，一般应以登记为准。但是限于94方案的缺陷，许多欲成为共有产权的人，无法登记在为共有产权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院已在1996年发布的沪高法（1996）250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公有住房出售后纠纷的若干意见》第9条中规定“按九四方案购买的房屋，产权证登记为一人的，在诉讼时效内，购房时的购房人、工龄人、职务人、原公房的同住人及其有购房资格的出资人主张房屋产权的，可确认房屋产权共有”。这一条规定，不是一概否认94方案产权证登记的效力，因为有些家庭中具备可以 主张产权共有条件的人在购房时确实放弃了权利，而是作为一项补救措施，允许主观上不想放弃产权、又无奈于规定，无法登记为共有产权人的，可以通过主张房屋产权，成为共有产权人；如果其生前未主张房屋产权共有，则视为同意房屋产权归于产权登记人。
　　解析：因为历史原因，在上海公房变为售后公房的情况较为常见，因为上海市高院专门针对94方案作了专门规定，因此，对于基于94方案而来的售后公房的系争房产的分割，不能一概认定产权归属以产权证登记为准。但是，若未登记在产权证上的实际共有人未在生前主张共有份额，视为放弃。
　　4、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为解除同居关系，双方以借款形式确定补偿金的，是否支持？
　　答：我们认为，这种同居关系是一种非法的人身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因此，为解除这类同居关系所承诺的“补偿”，无论由哪一方作出，在性质上均属于不可强制执行的债权或者债务。如果能够查明这咱“借款”是一方为解除这种非法同居关系，“补偿”对方而出具的，则另一方起诉要求其履行的，不能支持。
　　解析：此条主要确认因解除不正当“同居”关系为目的，一方向另一方以“借条”名目给付的补偿款，不具备法律保护的效力。
　　5、授权委托书中仅授权代理人“代为签署有关文书”，而无代为起诉的授权，委托代理人代理在境外的原告签署民事起诉状并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如委托代理人主张起诉大辩论是由原告本人签署，但又不能提供证实原告真实签名的证据时，又应如何处理？
　　答：我们认为，授权他人代为起诉，必须有明确的授权。仅授权“代为签署有关文书”的，显然不包含代为起诉的授权，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驳回起诉。地于境外当事人提交的起诉书，无法证明签名的真实性的，应当提供规定的公证、认证文件，不能提供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要求其补办，不能补办的，应当驳回起诉。
　　解析：对于代为起诉、上诉的授权，必须明确具体，不能以“代为签署有关法律文书”的方式授权。对于境外来的法律文书中有当事人签名的材料，必须经过认证或公证认证后才能提交法院，否则可能会面临被驳回的境地。在实践中，一般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在一审的授权委托书中没有记载代为上诉的授权，容易在实际操作中出现问题。
　　6、夫妻一方以婚前存款等财产在婚后购置的房屋或者其他财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答：婚前财产在婚后的形式转化，不影响该财产的性质。因此，夫妻一方以既然前存款在婚后购置的房屋，角然属于购置方的婚前财产。如果对方没有出资，则不能主张享有房屋的份额。同样，婚前其他财产的形式转化，也不影响其作为婚前财产的性质。另外，婚前财产产生孳息，如婚前存款的利息等财产，也属于婚前财产。
　　解析：婚前财产不随着婚后形式的演化而转变为共同财产，即这个道理。实践中，相当多的人甚至律师死抠婚姻法第十七条，认为凡是婚后取得的财产都是共同财产的观点是不对的。这一点，按最高院副院长黄松有的话讲是“万变不离其踪”。
　　三、 子女抚养方面的问题。
　　1、 一些夫妻离婚后，双方均不愿意履行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由此产生一些问题，如，按照婚姻法有关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但祖父母、外祖父母能否以“父母有能力抚养”为由，作为原告起诉要求该未成年人的父母承担监护之责；如未成年子女作为原告起诉父母要求履行抚养义务，应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但因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只有父母已经死亡或没有监护能力的，才可变更由父母以外的其他人担任监护人，故诉讼中子女的法定代理人难以确定等。
　　答：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由于祖父母、外祖父母对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负有抚养义务、是建立在未成年人的父母“无力抚养”的基础上的。因此，对于父母有能力抚养，而未尽到抚养义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当然可以要求该未成年人的父母履行抚养义务。而且，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属于不履行监护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0条的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民法通则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或者单位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按照特别程序审理；既要求承担民事责任，又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分别审理。”本规定不仅明确了其他监护资格的人或者单位，对于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行为可以起诉，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而且更进一步明确了各种情况下应当分别适用何种审理程序的问题。因此，本问题涉及的情况，可以适用上述规定来解决。
　　对于第二问题涉及的情况，我们认为，虽然父母是子女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但是，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在理解相关规定的时候，不仅要对这些规定作文意解释，从字面上理解，更应当对其作目的解释，结合法律规定的目的来认识和理解，而不应僵化看待法律规定。法律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而不是妨碍未成年人实现其权利。父母与子女在利害关系上发生冲突时，父母如果继承作为法定代理人，显然不能实现法律要保未成年人的目的。既然在诉讼中父母不适合再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那么，可按照监护人的顺序规定，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7条、68条的规定，为该未成年人指定代理人，代理其参加诉讼。不过，这种情况并不等于直接变更了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而只是在涉及抚养问题的具体诉讼中，因为父母与未成年人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暂时否认父母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资格。当然，如果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提出变更监护关系要求的，则应当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按变更监护关系的程序作出处理。
　　解析：上海高院这个问答主要说明：其一，若有能力的父母不愿意抚养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要求父母履行；其二，若有能力的父母不再继续适合做子女的法定代理人，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为子女指定代理人。
　　2、 未成年人请求支付抚育费的，是否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答：法律要求义务人向未成年人支付抚育费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维护未成年人的生存权。而且，考虑到未成年人往往都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现实，有必要给予其特殊保护。因此，在其未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以前，请求义务人支付抚育费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在其已经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提出追索请求的，则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解析：对于尚处于十八岁之内的子女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可以追溯到二年以前，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对于已满十八岁的子女要求给付抚养费的，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3、探望纠纷案由应为“探望权”纠纷还是“探视权”纠纷？探望权的行使到何时为止？未成年人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可否起诉提出探望请求？
　　答：修改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探望权”，而没有称“探视权”，因此，以后关于探望问题的纠纷，案由应统一为“探望权”纠纷。
　　探望权的行使到被探望的未成年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时终止，关于探望权的行使主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离婚部分”的起草说明中指出，婚姻法第38条规定行使探望权的主体，只是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而探望权的规定是修改后婚姻法新增加的内容，主张行使权利的主体范围不宜过于扩大化，故《解释》对行使探望权的主体问题没有采取将范围扩大化的建议”。因此，未成年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不能直接起诉要求行使探望权。但考虑到我国的传统习惯，可以告知其在该未成年人的父、母行使探望权时，探望该未成年人。
高院民一庭民事法律适用问答

　　婚姻家庭案件一向是上海法院系统审理的重点类型，上海高院针对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先后出台过若干意见，在此，我们挑选出2004年《上海高院民一庭民事法律适用问答》中与婚姻案件审判有关的问答，并注有解析。
　　一、 民事诉讼程序方面。
　　1、 对于有未了解民事诉讼的企业法人，人民法院是否可以限制其法定代表人出境？
　　答：根据我国出入境管理法法规的规定，当事人有未了解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出境管理部门，限制其出境。企业法人虽然不存在出境问题，但由于涉及企业法人的许多诉讼事项需要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作出决定，因此，如果特定案件的审理确实有限制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出境必要的，也可以限制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出境。
　　解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印发的《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１９８７〕公发１６号的规定，有未了结民事案件（包括经济纠纷案件）的，由人民法院决定限制出境并执行，同时通报公安机关。因此，人民法院有权对婚姻家庭案件中，有未了解的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进行限制出境。实践中，限制出境的主体，往往是有财产给付尚未履行的情况。
　　2、夫妻双方离婚后，未办理复婚手续，又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现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法院是按事实婚姻处理，还是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答：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解释（一）》第5条之规定，应以行为发生的时间加以区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前，夫妻双方离婚后，未办理复婚登记手续，又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按事实婚姻处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后，夫妻双方离婚后，未办理复婚登记手续，又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按解除同居关系对待。
　　解析：根据该条款，是否形成婚姻关系主要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时间。以1994年2月1日为准。
　　3、对于中国公民加入外国国籍并取了外国姓名，后又在我国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应如何表述其姓名？
　　答：我们认为，为了便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同时也有利于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执行，对于有中文姓名但定居境外的当事人，无论其是否有中国国籍，均可以先写明其中文姓名，然后以括号注明的方式按其所惯常使用的文字，写明其在外国使用的姓名。
　　对于无中文姓名的外籍当事人，如果在诉讼中曾以该当事人的中文音译姓名作为其姓名，或以其他方式确定过中文姓名的，比照前述办法处理。
　　另外，对于外国国籍当事人的住址等问题的表述，如有必要，也可参照前述办法处理。
　　解析：随着涉外案件的增多，外籍人士在判决书中如何表述也应当予以规范，中国法院的判决书不可能以英文为主文，只能写中文。应注意的是，在实践中要特别注意外籍人士名字的拼写是否错误。
　　4、当事人起诉要求离婚，经审理查明该婚姻实际上属于无效婚姻的，法院能否主动宣告该婚姻无效？在宣告婚姻无效时，法院对财产、子女抚养等问题也一并作出判决的，如何在判决书中表述？
　　答：当事人的起诉的请求虽然是离婚，但法院查明的事实是该婚姻应为无效婚姻的，法院应宣告该婚姻无效，并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一并作出处理。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仅制作一份判决书，写明该判决中宣告婚姻无效部分不得上诉，其余部分可以上诉。
　　解析：法院若查明婚姻关系无效，可以直接作出宣告无效判决，当事人不能对该部分上诉，只能对其它财产分割、子女抚养部分上诉。
　　5、在追加抚育费、变更抚养关系案件中，一方主张行使探望权的，可否作为反诉一并处理？
　　答：我们认为，构成反诉的条件是反诉与本诉的诉讼标的或者诉讼理由相互有牵连，并且能相互吞并或抵消。而追加抚育费、变更抚养关系与行使探望权之间不存在吞并、抵消关系，二者的基础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也不同，所以不能作为反诉一并处理。但考虑到两个案件都是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而产生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处理。
　　解析：一方追加抚育费或变更抚养关系，另一方主张行使探视权，可以一并处理。但是，若不符合管辖的规定，则不应合并处理。
　　6、按规定被判决不准离婚（或申请撤诉、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那么被判决不准离婚后当事人未上诉人案件，该“六个月”的起算日期应为判决宣告日还是判决生效日？如起诉时尚不满六个月，但移送给承办人时或者移送后不久即满六个月的，是否继续审理、又如何计算审限？
　　答：我们认为，“六个月”的起算日期应当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算，因为在相应的判决、裁定没有生效之前，所谓的“判决离婚、申请撤诉、调解和好”的事实尚处于不确定之中，不能以这种不确定的事实作为计算“六个月”时段的起点。
　　对于起诉时尚不满六个月而立案时没有注意到，移送时或移送后不久即满六个月的情况，我们认为，从严格执法的角度考虑，以裁定驳回起诉为宜。
　　解析：即第二次起诉离婚的时间必须在第一次判决结束且判决生效的六个月后再次起诉。
　　7、在二手房交易中，当事人约定卖方迁出户口，并由买方迁入户口，但卖方嗣后拒不迁出户口，买方起诉要求迁出户口的，是否要吧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答：我们认为，对二手房买卖纠纷，如果当事人以卖方违约为由，要求卖方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买方要求卖方实际履行约定，将户口迁出并将自己户口迁入的，法院可以告知该当事人，违约损害赔偿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但户口迁移问题属于行政管理问题，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法院也无权作出此类民事判决，故该请求判决继续履行的主张属于依照法律规定法律不能强制当事人继续履行的事项。当事人坚持迁移户口的主张的，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解析：房产内户口迁移问题，不属人民法院管辖。在离婚案件中，法院处理此类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如何确保对方户口迁出，是律师应注意的工作内容。
　　二、 财产分割方面。
　　1、夫妻在婚前或婚后所签订的一方应当对另一方忠实、不得有婚外情，如有违返，违反的一方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的约定，是否具有可诉性，法院应否支持当事人的诉请？
　　答：《婚姻法》第4条规定的忠实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是法律义务，夫妻一方以此道德义务作为对价与另一方进行交换而订立的协议，不能理解为确定具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所以，经高院审委会讨论，已明确：
　　（1） 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一）》的规定，对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4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2）对夫妻双方签有忠诚协议，现一方仅以对方违反忠实协议为由，起诉要求对方履行协议或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3）除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情形外，夫妻一方在离婚案件中以对方违反忠诚协议或违背忠实义务为由，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或损害赔偿的，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对此诉请不予处理。
　　（4）之前已审结并发生法律效力的相关案件不再调整。
　　解析：对于忠诚协议，目前法学理论界有二种观念：
　　第一种，此协议不应受法律保护，理由如下：
　　第一、此类约定的履行与制裁，是亲情的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法院并不适于处理此类复杂而敏感的亲情问题。所以，无论是从协议的目的还是内容来看，双方都无建立法律关系的意图，这是一个默示“排除法院管辖”的协议，所以不受法院强制力保护。
　　第二、《婚姻法》第四条规定的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的义务，只是一个宣言，一种法律价值取向，结合最高院关于《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法律没有把夫妻双方相互忠实规定为一项义务。因为有配偶者与他人通奸或者发生“婚外情”仅仅是道德问题，法律虽不鼓励，但也不应加以限制，当事人也不可以通过契约加以限制。理由是，涉及到人身自由的权利，不能通过合同契约加以限制，即使是违反道德的行为也不应例外。
　　第三、侵权损害不能通过合同契约预定。理由是在侵权法中实行的是填补损害的赔偿原则，如果允许当事人对此侵权损害事先约定，就违反了填补损害的原则，也会造成有钱人任意侵犯他人权利的恶果。
　　第四、个人隐私权、人格权应高于“忠诚原则”。如果法院赋予“忠诚协议”以法律效力，则为了确定一方当事人有“违约行为”，一方当事人或人民法院就有举证证明和查证的义务。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使婚姻另一方甚至是无辜第三者的隐私暴露于公众之下。
　　第五、赋予“忠诚协议”以法律效力的另一个后果是鼓励婚姻当事人在结婚前都缔结这样一个协议，以“拴住”对方，这样势必会增加婚姻的成本，另一方面也会使建立在纯洁的爱情和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关系变质，婚姻不免变成类似商人买卖的讨价还价。
　　第二种观点认为，此协议应受法律保护，理由如下：
　　第一、婚姻法允许夫妻双方可以自己约定财产的处理方式，拥有对财产的处理权。同时，新婚姻法也规定，如果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非法同居等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此外，夫妻相互保持忠诚是婚姻关系最本质的要求，婚姻关系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违约赔偿的“忠诚协议”，实际上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所以应该而且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
　　第二、只要“婚姻协议”在制订时，婚姻双方自愿约定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约定的赔偿数额有可行性。同时，双方在协议中体现的是各自的真实意愿，并且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签约，法律就应该认可它，法官就应该采信它。
　　根据2004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以上意见可以看出，目前法院对于忠诚协议采取的是一种不予支持的态度，这与2002年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的观点是相悖的。但是，司法实践中，有些争议的处理往往是不能在法律条文上找到具体处理和裁判方式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或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解答。虽然上海市高院的解答与曾经辖区的判例处理不同，但可能考虑的角度、高度不同，对于高级别法院的指导意见，低级别法院的态度可能很难逾越。
　　综上所述，夫妻忠诚协议是否有效、是否能在产生争议后得到法院的支持是值得商榷的。当然，如果在上海，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在其它地区，则还需要收集相关判例予以甄别。
　　2、按1994年上海市政府《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94方案）购买的公有住房，购房时的未成年同住人，可否确认为售后房的产权共有人？
　　答：在1994年上海市政府《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暂行规定》及以后的有关出售规定中都明确，购买公有住房的对象是获得者得新分配住房的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职工和在住所地具有常住户口的公有住房承租人或年满十八岁的同住成年人，未成年人的同住人不是国家这种优惠政策的当然享受者，不被赋予购房资格，当然也就不能确权为售后公房的产权人。其次，我们认为94方案这一规定也是合理的，因为让公有住房的承租人（包括同住人）以优惠价格购买公有住房，使之成为产权房，成为权利人的一项远远大于买价的私有财产，是基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所执行的高积累、低消费政策，即工资中不包括住房消费，而是以国家福利的形式将住房无偿分配给职工使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公有住房出售，是将工资中不曾包含的住房消费返还给职工，作为未成年的同住人，虽然其在公有住房中有居住使用的权利，但是，这种居住使用权是基于多种原因造成的，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中，包括为其提供可供政党生活的居住生活空间等。未成年人对父母承租的住房有居住使用权利，正是基于父母的义务，而不是基于其对公有住房的权利，其对公有住房这一财富取得并未付出劳动，所以不能成为当然的权利人。
　　解析：按94分法购买公房产权后，产权证往往不是记载的所有产权人。这一条高院解答，主要是确认，未成年人虽然户口在房内，但产权售后却不享有产权的份额。这样的争议，在实际中是常常遇到的。
　　3、按94方案购买公有住房、具备了可以主张产权共有条件的人，生前未曾有主张权利的，其继承人能否主张继承共有份额中其应得的份额？
　　答：对此问题，审判实践中一直有二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具备可以主张产权共有条件的，对售后公房产权的共有属当然共有，即无论其生前是否主张权利，都是系争房屋的共有人，死后其应得份额应由其继承人享有。另一方观点认为，具备可以主张产权共有条件的人，要求确认售后公房产权共有，应以提出主张并经确认为认定依据，生前未主张的，应推定对房屋产权归属在登记人名下并无异议，因此继承人不能再主张权利。我们原则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是，不动产的取得和转移都要进行登记，所以产权登记是证明权利的有效凭证，一般应以登记为准。但是限于94方案的缺陷，许多欲成为共有产权的人，无法登记在为共有产权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院已在1996年发布的沪高法（1996）250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公有住房出售后纠纷的若干意见》第9条中规定“按九四方案购买的房屋，产权证登记为一人的，在诉讼时效内，购房时的购房人、工龄人、职务人、原公房的同住人及其有购房资格的出资人主张房屋产权的，可确认房屋产权共有”。这一条规定，不是一概否认94方案产权证登记的效力，因为有些家庭中具备可以 主张产权共有条件的人在购房时确实放弃了权利，而是作为一项补救措施，允许主观上不想放弃产权、又无奈于规定，无法登记为共有产权人的，可以通过主张房屋产权，成为共有产权人；如果其生前未主张房屋产权共有，则视为同意房屋产权归于产权登记人。
　　解析：因为历史原因，在上海公房变为售后公房的情况较为常见，因为上海市高院专门针对94方案作了专门规定，因此，对于基于94方案而来的售后公房的系争房产的分割，不能一概认定产权归属以产权证登记为准。但是，若未登记在产权证上的实际共有人未在生前主张共有份额，视为放弃。
　　4、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为解除同居关系，双方以借款形式确定补偿金的，是否支持？
　　答：我们认为，这种同居关系是一种非法的人身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因此，为解除这类同居关系所承诺的“补偿”，无论由哪一方作出，在性质上均属于不可强制执行的债权或者债务。如果能够查明这咱“借款”是一方为解除这种非法同居关系，“补偿”对方而出具的，则另一方起诉要求其履行的，不能支持。
　　解析：此条主要确认因解除不正当“同居”关系为目的，一方向另一方以“借条”名目给付的补偿款，不具备法律保护的效力。
　　5、授权委托书中仅授权代理人“代为签署有关文书”，而无代为起诉的授权，委托代理人代理在境外的原告签署民事起诉状并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如委托代理人主张起诉大辩论是由原告本人签署，但又不能提供证实原告真实签名的证据时，又应如何处理？
　　答：我们认为，授权他人代为起诉，必须有明确的授权。仅授权“代为签署有关文书”的，显然不包含代为起诉的授权，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驳回起诉。地于境外当事人提交的起诉书，无法证明签名的真实性的，应当提供规定的公证、认证文件，不能提供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要求其补办，不能补办的，应当驳回起诉。
　　解析：对于代为起诉、上诉的授权，必须明确具体，不能以“代为签署有关法律文书”的方式授权。对于境外来的法律文书中有当事人签名的材料，必须经过认证或公证认证后才能提交法院，否则可能会面临被驳回的境地。在实践中，一般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在一审的授权委托书中没有记载代为上诉的授权，容易在实际操作中出现问题。
　　6、夫妻一方以婚前存款等财产在婚后购置的房屋或者其他财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答：婚前财产在婚后的形式转化，不影响该财产的性质。因此，夫妻一方以既然前存款在婚后购置的房屋，角然属于购置方的婚前财产。如果对方没有出资，则不能主张享有房屋的份额。同样，婚前其他财产的形式转化，也不影响其作为婚前财产的性质。另外，婚前财产产生孳息，如婚前存款的利息等财产，也属于婚前财产。
　　解析：婚前财产不随着婚后形式的演化而转变为共同财产，即这个道理。实践中，相当多的人甚至律师死抠婚姻法第十七条，认为凡是婚后取得的财产都是共同财产的观点是不对的。这一点，按最高院副院长黄松有的话讲是“万变不离其踪”。
　　三、 子女抚养方面的问题。
　　1、 一些夫妻离婚后，双方均不愿意履行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由此产生一些问题，如，按照婚姻法有关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但祖父母、外祖父母能否以“父母有能力抚养”为由，作为原告起诉要求该未成年人的父母承担监护之责；如未成年子女作为原告起诉父母要求履行抚养义务，应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但因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只有父母已经死亡或没有监护能力的，才可变更由父母以外的其他人担任监护人，故诉讼中子女的法定代理人难以确定等。
　　答：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由于祖父母、外祖父母对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负有抚养义务、是建立在未成年人的父母“无力抚养”的基础上的。因此，对于父母有能力抚养，而未尽到抚养义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当然可以要求该未成年人的父母履行抚养义务。而且，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属于不履行监护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0条的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民法通则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或者单位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按照特别程序审理；既要求承担民事责任，又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分别审理。”本规定不仅明确了其他监护资格的人或者单位，对于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行为可以起诉，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而且更进一步明确了各种情况下应当分别适用何种审理程序的问题。因此，本问题涉及的情况，可以适用上述规定来解决。
　　对于第二问题涉及的情况，我们认为，虽然父母是子女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但是，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在理解相关规定的时候，不仅要对这些规定作文意解释，从字面上理解，更应当对其作目的解释，结合法律规定的目的来认识和理解，而不应僵化看待法律规定。法律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而不是妨碍未成年人实现其权利。父母与子女在利害关系上发生冲突时，父母如果继承作为法定代理人，显然不能实现法律要保未成年人的目的。既然在诉讼中父母不适合再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那么，可按照监护人的顺序规定，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7条、68条的规定，为该未成年人指定代理人，代理其参加诉讼。不过，这种情况并不等于直接变更了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而只是在涉及抚养问题的具体诉讼中，因为父母与未成年人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暂时否认父母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资格。当然，如果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提出变更监护关系要求的，则应当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按变更监护关系的程序作出处理。
　　解析：上海高院这个问答主要说明：其一，若有能力的父母不愿意抚养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要求父母履行；其二，若有能力的父母不再继续适合做子女的法定代理人，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为子女指定代理人。
　　2、 未成年人请求支付抚育费的，是否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答：法律要求义务人向未成年人支付抚育费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维护未成年人的生存权。而且，考虑到未成年人往往都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现实，有必要给予其特殊保护。因此，在其未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以前，请求义务人支付抚育费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在其已经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提出追索请求的，则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解析：对于尚处于十八岁之内的子女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可以追溯到二年以前，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对于已满十八岁的子女要求给付抚养费的，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3、探望纠纷案由应为“探望权”纠纷还是“探视权”纠纷？探望权的行使到何时为止？未成年人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可否起诉提出探望请求？
　　答：修改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探望权”，而没有称“探视权”，因此，以后关于探望问题的纠纷，案由应统一为“探望权”纠纷。
　　探望权的行使到被探望的未成年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时终止，关于探望权的行使主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离婚部分”的起草说明中指出，婚姻法第38条规定行使探望权的主体，只是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而探望权的规定是修改后婚姻法新增加的内容，主张行使权利的主体范围不宜过于扩大化，故《解释》对行使探望权的主体问题没有采取将范围扩大化的建议”。因此，未成年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不能直接起诉要求行使探望权。但考虑到我国的传统习惯，可以告知其在该未成年人的父、母行使探望权时，探望该未成年人。